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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BI探员逮捕名校入学欺诈案家长 反观中国高校招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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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BI 出动了300名探员在东西两岸同时执行逮捕行动,逮捕了38名名校入学欺诈嫌疑人,另有7名嫌疑人通过律师联系自首,还有一名在逃,《绝望主妇》明星霍夫曼(Felicity Huffman)在洛杉矶家中被捕,经典喜剧《欢乐满屋》(Full House)》的主演罗琳(Lori Loughlin)因人在加拿大暂未被捕,两女明星的罪名是行贿

好莱坞两女星为女儿入名校被捕

同时被捕的还有耶鲁大学前女足教练Rudolph "Rudy" Meredith;斯坦福帆船总教练John Vandemoer ;南加大体育部主任Donna Heinel, 以及多名华尔街大牛,硅谷高管和大律所老板

检察官安德鲁·勒林

负责此案的检察官安德鲁·勒林(Andrew Lelling)对媒体公布,在三位污点证人的帮助下,FBI破获了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名校入学欺诈案,涉案人员超过50人,贿金达2500万美元,勒林检察官说,这些被指控欺诈的富豪家长中的一位,为让子女进入名校,不惜支付了高达6百万美元的贿金

斯坦福帆船总教练


这次逮捕的嫌疑人中有9名耶鲁,斯坦福,乔治城和南加大等名校体育教练,两名SAT和ACT管理人员,一名监考官,一名大学录取办主任和33名家长

威廉·辛格今天认罪受贿2500万美元

坊间一直在传,家长可以花钱让子女上名校,FBI一直也在案中调查在名校招生中的各种违法行为,很多入学咨询公司都被暗中调查过,这次全美大逮捕,起因为家住加州新港滩的商人威廉·辛格(William Rick Singer),他创办了大学入学咨询公司“Edge College & Career Network“和 慈善基金”Key Worldwide Foundation”以帮助名人富豪子女进入名校,检方指他从2011至2018七年时间内,接受贿金2500万美元,用于行贿名校招生负责人和大学入学考试相关人员,使行贿父母的孩子们能够进入名校

耶鲁大学前女足教练被指受贿40万美元

检方指辛格的欺诈方式分两类,一类是行贿大学体育教练,把行贿父母的子女包装成合格的运动员,比如,耶鲁大学前女足教练Rudolph "Rudy" Meredith受贿40万美元后将一名从未踢过足球的学生招入耶鲁,而这名学生的家长支付了辛格120万美元,另一类则是在入学考试时做假,辛格行贿休斯敦监考官Niki Williams,加州监考官Igor Dvorskiy,还每次支付Riddell一万美元的代考费给付钱的孩子们代考

霍夫曼与两女儿

霍夫曼和丈夫被指以慈善捐款的名义付了辛格15,000元,将他们的大女儿送进了名校,FBI秘密录下了霍夫曼和污点证人的谈话

罗琳与两女儿

女星罗琳的丈夫是奢华品牌Mossimo 的创始人Mossimo Giannulli,他们同意支付50万美元让他们的两个女儿进入南加大,罗琳与辛格讨论欺诈入学的邮件被FBI截获


安德鲁检察官说,辛格今天已经就共谋敲诈勒索,共谋洗钱,共谋欺诈美国政府和共谋阻碍司法认罪


目前,美国司法部已对多达50名嫌疑人启动了法律程序,接下来便是相关人士受到法律制裁,而涉事高校已采取行动,解聘了相关当事人,配合检方调查。可以想见,随着法律程序的推进,会有更多的人,尤其学校方面接受贿赂的人,为这起丑闻负责。


毫无疑问,高校录取人才需要一个公平的程序,如果用钱能解决上学的问题,那么,将彻底摧毁招生工作的最后一道防线,大学也就不再成为大学,倒与“黑市”有几分相像:只要付费即可得到想要的物品和服务,而“黑”意味着它见不得光,同时也不是什么人都可入“市”,需要相当的门槛,有时当事人还要订立攻守同盟的约定等。上述逻辑不仅适用于美国,在其他地方,包括中国,也应该是成立的。


美国大学招生出现的问题,我们自然会联想到中国高校招生的情形。虽然中国高校招生中的黑幕极少被媒体披露,也很少有高校因招生问题而受到法律追责,但这并不意味着,中国高校招生中的问题比美国要少。事实是,中国大学招生问题似乎更多,不仅花样繁多,而且十分隐秘,鲜为公众所知。这是因为,中国官僚体制上的遮遮掩掩,“家丑不外扬”的思维定势,大事化小,小事化了的逻辑,导致中国高校招生中的种种乱象很难得到充分曝光,进而无法得到有效治理。


就目前媒体披露的内容而论,美国高校招生丑闻的始作俑者是那些有钱的父母,他们通过行贿的方式为自己的孩子“买”了入学的机会。在中国,招生丑闻的主角往往是一些有权势的人,他们或许无需付费,高校即可把他们想要的学位呈上。设想这样一种典型情形:官员们因为仕途升迁的需要,急需一顶博士帽子,而高校因为“摊大饼”的需要,想要一块地皮,两两一拍即合,不用说博士学位,就是“教授”和“博导”的帽子,只要官员暗示,高校都乐意奉上。


据中国媒体报道,云南省前副省长沈培平在北京师范大学,获得博士学位后仅五个月就当上了该校的教授,这种权力和学术的肮脏勾兑,要不是这位官员的“落马”,公众是不会知晓的。令人不解的是,事发后,当事学校忙着删除相关记录,至今没有给社会公众一个说法,更无人为此事担责,好像一切都未曾发生一样。从这起事件中,我们可以大致感知中国高校招生和职称评定中的现实景象。


人们同样不会忘记,就在几年前,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因受贿2330余万“落马”的事情。据媒体报道,蔡利用学校自主招生的政策,对入学加分明码标价,比如对成绩较差的学生,只要花50万到80万元,就可通过艺术特长生等方式,最多降200分录入人大。在其任职期间,总计“帮助”过44名学生,平均每个被“帮助”的学生贿赂蔡的金额都在50万元以上。虽说不是任何人都能得到蔡的“帮助”,但问题是,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,事情败露的时刻总会来到。


上述皆是因个人“出事”,暴露出的中国高校问题。其实,中国高校招生还存在体制上的顽症,它们因为长期得不到解决,人们好像只能听之任之了。


回顾中国高校招生的历史,可以注意到,高校招生工作已由早期的全国统一命题试卷,变为多种试卷并行的方式,特别是,中国一些经济发达地区,或拥有较多高校资源的省份,早已不再使用全国试卷,而是自行命题,这就为其他地区,如使用全国统一试卷的考生,换算成绩,设置了障碍,因为试卷不一样,谈论录取公平已失去意义,而这也为部分高校多录取一些当地学生提供了便利。


照理说,高校同一年入学的学生使用同一份入学试卷才恰当,但中国的事实却是,同年入学的学生成绩五花八门,不仅有考生所在地试卷不一带来的不同,而且还有名目繁多的加分因素,如“体育特长”、“三好学生”和各类科学竞赛获奖,甚至民族成分不一,都会有加分的好处。招生工作中需要考虑的加分项目过多、过滥,必然导致各类造假行为,黑箱操作几乎无法避免,如父母为孩子买一个“体育特长生”的身份(这与美国招生丑闻的部分情节同出一辙),或想方设法冒充少数民族等等。虽说中国教育主管部门近年已开始清理高考加分项目,但迄今为止,并未给社会公众一个解决问题的时间表,特别是,如何确保高校招生工作的公开、透明和公正,需要一个政策和体制上的保障。


目前,中国的高校绝大多数都是公立的,需要财政投入方可运转,于是,地方高校在招生时多录取一些本地学生似乎也有了理由,比如考生的父母就是当地纳税人。但中国的全国重点高校,也就是教育部主管的高校在招生时,也偏爱当地学生,就有破坏招生公平的嫌疑。


据中国媒体,与改革开放之初比较而言,目前在中国名校,如北大、清华等就读的学生中,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学生的比例低了很多,这也是过去40年,也就是中国高校恢复招生以来,生源结构的一个突出变化。对于这种宏观层面上的生源失衡,也就是地区歧视,有着不同的解释和说法,有的甚至相互冲突。但无论怎样,中国教育管理当局和高校,特别是那些众望所归的名校,并未给社会一个令人信服或逻辑自洽的说法,即如何体现招生中的公平和公正。当中国考生遭遇招生歧视,当事人似乎也无处寻求法律援助,或去相关部门投诉等。


需要指出的是,上述提到的不过是中国高校招生全景中的一角。中国高校招生中种种不合规的事情,践踏公平和公正的作法,要么是因为太过普遍而法不责众,要么就是因为过于隐蔽,公众无法知晓。要知道,在中国,当有人指出有关部门的问题之后,这些部门往往不是积极解决问题,而是先“解决”提出问题的人。这或许是中国许多问题长期无法得到解决的症结所在。


最后,一个制度和体制是不是设计合理,运行正常,就在于出了问题之后,是否有一个快速有效的纠错机制。众所周知,美国大学,尤其是那些办学历史悠久的高校,在全球拥有极高的美誉度。丑闻的出现其实并不可怕,怕的是这样的事情拒不纠正,今后还会再次出现。美国司法机构的介入,恰恰表明纠错机制也正在起作用。人们有理由相信,经历丑闻之后的美国高校,未来的招生过程将更加公正,而借此反观中国,我们则有更长的路要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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